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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国彻底放下心来的吴王夫差在西施的陪伴下,享受着作为胜利者的犒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批越国的能工巧匠被当做贡品送来,满足着夫差对于物质生活的极致享受。在姑苏,夫差大兴土木,建造了春宵宫,挖大池,设青龙舟,与西施戏水为乐。不久,再修馆娃宫、灵馆,并取数百大缸为基,上铺良木,由西施穿木屐佩铃起舞。环佩声响,回荡九霄,美景美人,令人沉醉。

公元前486年,卧薪尝胆、养精蓄锐的越王勾践计划着兴兵伐吴,范蠡再一次以时机不当劝阻了他。公元前484年,吴军北上,与齐国征战不休,越国君臣再一次整顿礼物财帛,向吴国进贡。同时,那些收受了大量越国好处,又对伍子胥抱有排挤心理的吴国文官势力,不断地进言,使夫差与伍子胥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终于,这位杰出的军事家,没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却倒在了君王的猜忌和同僚的排挤之下。

公元前482年,吴国精锐尽出,在夫差的率领之下,一路向西北进发,与晋国开始争夺霸主地位。强大的吴军以武力为后盾,终于获得了号令天下的权力,史称“黄池之会”。

此时,越国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多年的征战和杀伐,固然让吴国得到了名义上的盟主之位,然而,却也实实在在地损耗了这个强大国家的基石。多年战争,即便常胜,也会产生巨大的伤亡,何况多位北方诸侯虽然没落,但也依旧掌握着强大的军队。吴军虽然获胜,实现了各种战略目标。但是,这支所向披靡、战力强劲的江南吴军,也已经疲劳不堪了。

范蠡、文种等人多年的计划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忍受着长久屈辱的越国就像压抑太久的弹簧,瞬间释放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强大力量。在吴军主力远在北方的时候,越国大军发动了这场蓄谋已久的复仇之战,一举攻破吴国首都姑苏,留守国内的吴国太子遭到击杀,越军一番洗劫之后,撤兵讲和。而从遥远的北方赶回的吴国主力,在疲惫的状态之下,也没有足够的把握。于是,两国于年底讲和。

公元前479年,还没能完全抚平伤痕的吴国再一次遭到了越国的攻击,越军前锋部队越过五湖区域,陈兵江畔,与吴国部队隔江对峙。第二年,越军于笠泽(今江苏吴江一带)开始突击渡江作战,早已养精蓄锐许久的越国部队连续三次击败了疲惫不堪的吴军。一时间,吴军尸横遍野,一败涂地。在近卫部队的拼死掩护之下,夫差才得以逃生,率领残部撤回姑苏城死守。

公元前475年,越军大部完成了对姑苏城的包围,范蠡却下令围而不打,消耗城中有生力量。公元前473年,在将近三年的围困之后,吴国部队军心涣散,士气低迷,整个吴国再也无力组织起一支能够力挽狂澜的抵抗力量了。越军趁机大举进攻,逼迫夫差蒙面自尽,彻底摧毁了吴国的行政体系,并将吴国王室赶尽杀绝。年底,吴国灭亡。

公元前486年,凯旋而归的越王勾践意得志满,甚至许诺与范蠡共治天下。然而,范蠡却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选择:退隐江湖。抛下了所有的荣耀之后,远遁齐国。并且,给好友文种写了一封信: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这封书信很快送到了文种手中,然而文种却没有听从好友范蠡的劝告,功成身退,反而继续留在越国,位极人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让文种有些麻痹了。越王勾践的性格受到了范蠡的极大影响,在勾践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范蠡的各种引导,让他非常了解这位君王。

公元前473年,越军平吴,北渡淮河,与齐、晋徐州会盟,称贡周天子,周元王赐越王以祭祀贡祚,命其为伯,越国声威大震。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一时间,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越国一雪前耻,国内欣欣向荣,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精兵悍卒杀气腾腾,一派霸主气象,大有席卷天下的帝王之姿。当年所忍受的耻辱和压迫,在这一刻,都千百倍地回报了它们的价值。然而,在这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暗流涌动,范蠡给文种的一封书信,在看似坚固稳定的越国朝堂上,敲击出了一道难以愈合的、君臣猜忌的裂痕。

不久之后,心中有些忐忑的文种,似乎真的感到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有些不敢面对这位昔日共患难过的君王了。隐隐之中,文种有些后悔没有听从老友范蠡的劝告。越王勾践似乎不再是那个谦卑宽厚的明君了,一股含而不发的霸主杀气,让文种感到越来越冷了。

果然,朝中很快有人进言,称文种心怀不轨。勾践听闻,立刻召见了文种,并赐下宝剑,表彰了一番文种的功绩之后,命他带着这份治国才华,去地下“辅佐”前代越王,去打败前代吴国。文种接过勾践赐下利剑,自杀身死,被葬于越都西山之上,后世称之为“种山”(今绍兴城内卧龙山)。

吴既灭,范蠡引退,致信种曰:“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文种得范蠡书后称病不朝,人或谗文种且作乱。越王乃赐文种属镂之剑曰:“子有阴谋兵法,顷敌取国。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

——《吴越春秋》

并不是说范蠡的一封书信就让勾践、文种君臣反目,就此开启了君臣猜忌防备的先河。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绝不会有无义务的权利。是非对错,个中曲折,永远都掩盖在厚厚的时光尘埃之中,而永恒不变的,唯有利益。

并不是勾践真的如范蠡所言,长了一副难以共同享乐的面相,也绝不完全是文种的才华和智慧令君王寝食难安。只不过,雄心勃勃的君王,永远不会真正安于现状,他们只会希望有越来越广阔的疆土,越来越庞大的帝国。所有给子民休养生息的仁政,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现自己欲望的过程。如果利益需要仁慈,那么就仁政治国;如果利益需要战争,那么王旗所向,就势必是子民赴死之地。

文种的目光和智慧很长远,他的执政理念如果能够持续地施行下去,那么未来的越国,必将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统天下。然而勾践显然不再年轻了,他没有足够的耐心继续为后人积蓄力量了。他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自己能够品尝到足够美味的权力,至于未来,那么就交给未来罢。

并不是文种的破吴九策(在会稽地方志《越绝书》中称破吴术为九,《东周列国志》中则称破吴术为七)引起了勾践的警惕和猜忌,只不过是这所谓的破吴之术,自然是应该用于破“吴”的,而吴已灭亡,此等权谋,应当何处?而制定了破吴九术的文种范蠡,显然已经失去了与越王勾践共同的敌人和目标,反而,范蠡渴望的绝对自由、文种追求的千秋霸业,都已经和君王本身的欲望和目标,背道而驰了。

只不过范蠡选择了弃官从商,凭借着出众的智慧和才华,潇洒人生,而文种却始终没能明白,勾践的霸业,不是越国的霸业。

与那一封把君臣矛盾如此尖锐地摆在台面上的书信无关,所谓君王,只不过是把所有是非全部抛在脑后,只把利弊放在心头的无情人而已。每当他们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不能及时调整自我目标的臣子,都会很快变成国家轨道改变路途中的绊脚石,或粉碎,或颠覆。对于掌握了国家力量的君王来说,还是前者更好些。

导致了君臣反目的并不是范蠡的书信,只不过是,君子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君王都习惯去做的是,“道不同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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