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凭什么支持商鞅？(1 / 1)

不久，一位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巨大作用的君王出现在公孙鞅的世界里，他就是后来被各方史学家一致认可的，大秦帝国一统天下基业的重要奠基人——秦孝公。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

——《过秦论》

这位给秦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君王，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着一个良好的平台，他之所以伟大，恰恰因为，这位君王是平台的建设者而不是传承者。继位之初，秦国正处于魏国、韩国、赵国等东方强国实力强劲、野心勃勃的扩张期，在各路诸侯的压迫和排挤之下，发展如履薄冰，胆战心惊；而国内也处于一种阳奉阴违、乌烟瘴气的混乱状态，王权颇为不稳。秦孝公显然不打算就这样一直艰难地苟且下去，于是，他以绝强的魄力发布了一道震烁古今的命令，缅怀秦代先王功业，痛陈当下国中积弊，甘愿列土封疆，以求治国人才。此令即为《求贤令》。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资治通鉴》

从这道诏书之中，公孙鞅似乎看到了机会，他明白，命运的抉择已经到来，至于生身之卫国，混迹之魏国，在自己的理想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无论公孙痤是不是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无论魏惠王最后到底能不能想通，这都已经不重要了。此时，不正是到了所谓“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时候了吗？

于是，这个胸怀锦绣的年轻人悄然离去，向着西方秦国，开始了实现梦想的征程。当然，在公孙痤手下度过的门客生涯也教给了他一些看似庸俗，却又极为实用的道理。他没有时间也并没打算再用掉更多一些时间，来传扬自己的贤名了。秦国危如累卵，时不我待之下，任何能够尽早踏入秦国权力核心的手段，都是这个年轻人甘愿甚至乐于使用的。

他并没有像许多先贤一般，以高洁的品格和才华在民间等待名声大振之后再去游说君王，而是立刻着手与秦孝公宠臣近侍打通关系，力争以最短的时间，迅速进入秦孝公的视野。

首先，他很快确定了需要借助的引荐者，秦孝公宠臣景监。并且与之倾心相交，畅谈治国之道。很快，觉得这个年轻人说得头头是道，而深深被折服的景监，迅速开始安排秦孝公与这个年轻人的见面。然而令景监很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经过商谈，公孙鞅似乎没有得到孝公的认可。

不过，公孙鞅没有气馁，他与秦孝公第一次会面中，主要商谈的，恰恰是三皇五帝等先帝的仁政礼法，经过这次试探，他似乎感觉到，秦孝公也许和自己一样，只愿立竿见影，不愿厚积薄发。于是，他再一次恳求景监安排会见。第二次，再以王道游说，秦孝公似乎有了些兴趣，但也并没有真正动心。经过两次失败的会面之后，景监也有些动摇了，毕竟，不断地安排君王与不喜欢的说客会面这件事本身，也有可能导致君王的不满。

然而，公孙鞅锲而不舍地恳求着，并且保证此次一定可以得到孝公的认可。出于对这个年轻人的欣赏，景监再一次安排了一次会面。这一次，公孙鞅直入主题，并不再提所谓帝王之道，而是开门见山地明确提出了如何能够迅速强兵富国，与东方诸侯争霸天下。先前会谈中一直听得几乎昏昏欲睡的秦孝公马上态度大变，在这次彻夜长谈之后，决定开始重用公孙鞅。

然而所有的改变都会影响到各个群体的利益，大量的秦国贵族和世家官宦一开始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表示了反对。而秦孝公却力排众议，十分坚决地对其委以重任。

并不是秦国目前的政坛就比当初的魏国更加清明，也不是秦国贵族官宦的力量不足以动摇君王的决心，只不过是公孙鞅的治国方略中最大的获利群体，是支持国家基础的务农者和军方。无论多么高贵的家族，也无法凭借着讲究的礼节和祖宗的荣耀填饱肚子，而军方，在这个乱世中，却恰恰正是保证国家机关执行力的最主要工具。

公孙鞅的思想和法令，恰恰起到重新塑造秦国价值观的作用，而对于当时混乱而缺乏力度的秦国风气的改变，也恰恰是所有有志于让秦国强大起来的中坚力量所支持的。而且，如此变革，虽然触犯了手握权力和掌控大量社会财富的旧贵族，但是，无论如何调整，君王本身，都一定是这场变革的获利者。

想要扫除积弊的君王，加上有志于改善秦国现状的新锐力量，再辅以军方的肯定和支持，这场席卷全国的改革，就这样，在重重阻力之下，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大幕。

公孙鞅并不知道，秦孝公之所以如此肯定和支持他的理念，也有足够的实力掌控和推动这场变革，这其中所倚仗和凭借的，并不仅仅是富国强兵的一腔热情和一言九鼎的帝王之威。所有渴望获得新的上升渠道的势力和阶级，才是这场铭记史册的变革最为有利的支撑。